填表的内容同样让人费神费力。

    比如每年搞大项目的预算，每一部分比例要符合基金的要求，仪器设备费、人工费、实验材料、测试费、国际交流费，参加几次国际会议都要列出来，要去算，“一个上千万元的大课题，要算多久啊！”

    龚教授说，很多刚从国外回来的老师花了大量的时间，也不知道怎么算，“因为最后要算一个符合申报规定的东西，但是肯定不是真的，谁能预料中间的变化呢”。

    南京大学文学院王彬彬教授对此深有同感。

    他介绍，即使在人文学科，一个表格填四五天也很正常，“每栏要填三四千字，最后填下来一两万字，还要去查很多数据”。

    在他看来，一些表格的设计很奇怪，比如为一个课题填表，需要分别填写两栏，本课题所取得的成果和本课题的创新之处，每栏限3000字到4000字之内。

    这让他感觉很荒谬，“创新之处不就是成果吗？”

    作为申请者，王彬彬教授的经验是，每栏都要填满，表格交上去，别人都写了很多，你只写了一点点，评委就会觉得你态度不端正，要减掉很多分；与此同时，两栏里内容还不能完全一样，“一样的意思还得换一种说法，如果完全一样，评委也会觉得你态度有问题。”

    “这样一来有个危险，本来正常的学术团队就演化为‘大佬+团伙’了。”作为973首席科学家的龚教授发出警示，“大师+团队”能做出很漂亮的科研成果，但是如果每个人每天都在干这些虚的活，没有时间研究重要的科学问题，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成果。这就演化成“大佬+团伙”，和江湖人的生活很像了，“他能赚到钱，但是他没有产品，无法为社会作贡献。”

“如果没有会，就是我的lucky day”

    一位科学家自嘲，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开会的路上

    “我几乎每天都有会。如果没有会，就是我的lucky day。”说起科研时间被侵占，北京一家研究院的王教授有道不尽的苦水。

    王教授是中科院2004年的“百人计划”入选者，2005年初全职回国，太太和孩子都在国外，本想一心一意地在国内做科研，没想到常年会议缠身。

    他介绍，每周填表量不在少数，同样让人烦心的还有会议。王教授每周上班时间大概要参加4个会议，有党政的会、学术的会、外事的会、后勤的会等等。就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他好不容易才推了北京市一个单位的评审会议。

    周六周日，王教授还要去参加一些评审会，这是因为一些科研领导部门怕平时人难凑齐，把很多评审会都定在了周六周日。

    所有这些会议，几乎没有一个小时内结束的，更多的情况是到外单位开会，一下就要花掉半天时间。

    “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开会的路上。”王教授一脸苦笑地自嘲。而让他一直不适应的是，国内的会议往往根据领导的时间定，刚说完下午两点半开，马上就可以改到3点。

    为了帮助自己所在领域实现与国际接轨，王教授还需要接待大量的外宾，每周需要审阅至少一篇国外或者中国学术刊物的稿件。

    由于北京堵车，王教授每天早晨5点半就得起床，堵车之前到学校，在学校食堂吃完早餐，开始一天的工作。

    王教授说，真正属于自己的科研时间主要有两块，一个是中午，20分钟左右吃完饭，从来不休息，也不运动，省下来的1个半小时是学习、处理学问的时间段；下班之后大家堵车的时间，王教授到食堂匆匆吃完饭，又赶到办公室，9点钟左右才开车回家，“那是我做学问最好的时间，这个时候大家都累了，也就消停了”。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学家，特别是知名科学家的研究工作时间长期得不到保证成为突出问题。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要保证科学家5/6的工作时间。中科院甚至专门成立了时间办公室。

    中科院吴国雄院士感觉现在已经到了比以前更严重的程度：到65岁退休，一半的时间都在开会，所以一个人科研的周期缩短了一半，对国家的损失很大，“现在是老院士开会，年轻人也开会，中年人也开会，会议扎堆儿。”

    吴国雄院士被开不完的会议搞得很苦恼：不少会议是熟人组织的，不去会得罪人，去了浪费时间。有时候他干脆带着东西做自己的“作业”。

    SARS疫情暴发时，各式各样的会都没了，他埋头做学问，3个月他与合作者在美国的杂志上发表了3篇论文。但此后好长时间，都写不出好文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