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坎坎坷坷大半生，每一场遭遇似乎都带有一定的戏剧性。
22岁时，他在科举考试中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深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得中进士第二名，从此名扬天下。
这位少年成名的大才子留给我们太多的优秀诗篇，细致处如行云流水，激情处如万丈浪涛，让人如痴如醉不能自已，被誉为豪放派词人的代表。但其实，“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苏轼的风流才情也是人生际遇的幻化和升华。他并不是从一开始就那么豪迈。他的人生也有个转变。转变的地点，就在黄州（今湖北黄冈）。
一场小小的滑稽剧
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是苏轼被贬到黄州当团练副使（没有实权、地位又低的地方武官）的第三个年头。那一年春天的某个上午，一首叫《临江仙》的词，在黄州城里疯传开了：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此词据传是“犯官”苏轼在前一天晚上酒醉后所写。黄州城的士庶百姓在街道上这里聚一堆，那里站一群，都在传诵着，并以无比同情的心理，绘声绘色地讲述着它所传达的“小道”故事：头一天深夜里，苏轼醉归长江边的临皋亭（苏轼的住地），因为家童已经熟睡，他连门也敲不开。想来想去，苏轼认为这正是逃脱“监管”的良机，于是在吟唱此词之后，把官服挂在江边，重新坐上送他归来的那艘小船，长啸而去了。
黄州知州徐君猷（音同“犹”）听到这些传闻，又惊又怕。他与苏轼私交甚好，但还负有监管之责，一旦走失“犯官”，朝廷必然严加追查，那时他可就担待不起了！于是徐知州急忙带上衙役，亲自跑到临皋亭去查看。刚到门口就听见苏轼鼾声如雷，尚在梦中。徐君猷见状，不禁哈哈大笑：却原来，小舟虽已逝，学士正酣眠!一场陡然而起的风波就此烟消云散。
这场小小的滑稽剧，宋人的好几种笔记都有或详或略的记载，一直被当作东坡居士看破红尘、达观处世的典型事件来流传。但其实，如果真正了解苏轼的思想性格，便不会产生这样的误解。这首词中，酒醉之后发出的“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的感叹，不正流露出他时时刻刻都在思考着人生的际遇与出路吗？
此事过后没几天，苏轼与黄州的几位朋友到州城东南郊区、一个叫沙湖的地方，去勘察田地，准备买来“躬耕垄亩”。当时遇到了大雨，苏轼就又写了一首回忆人生道路、抒发人生感慨的《定风波》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很多解说者们都称赞它是苏轼历经磨难后所产生的“坦荡旷达人生态度的自我表白”。这没有错，但从词中“穿林打叶声”、“料峭春风”、“向来萧瑟处”等等意象和场景描写中，我们难道没有感觉到，这位文学家在黄州期间，其实时时都在反思自己悲剧性的遭遇和曲折的人生轨迹吗？
哈哈一笑，和夫人相别
苏轼在大江边的临皋亭和沙湖山路上所回忆和伤感的，就是导致他在湖州（今浙江湖州）知州任上被逮捕、拘押，并被流放到黄州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常有乌鸦栖息筑巢，又被称为“乌台”，是朝廷的最高检察机构。
3年前，也就是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那个骄阳似火的七月二十八日，时任湖州知州的苏轼得知：自己因为曾经在一些诗文中表达不同政见，讽刺王安石新法，已被“乌台”的群小罗织罪名，甚至会被冤枉为讽刺新法的主要支持者神宗皇帝。他们立了案进行审查，马上就要来抓苏轼进京法办。
苏轼深知政治斗争的残酷，于是匆匆办理了告假手续，并将州中事务移交给州通判祖无颇，由他暂代知州之职。谁知刚办完这些事，朝廷所派遣的钦差大臣皇甫遵已经气势汹汹地闯进州衙官厅。这位官居太常博士(太常寺官职，负责教授弟子)的钦差，还没遇到过像这样可以抖官场威风的机会。他身着官袍官靴，手持朝笏（音同“户”），挺胸昂头，当厅而立。身后是他的儿子和两名面目狰狞、白衣青巾、全副武装的京城御史台大兵。
苏轼为官多年也未见到过这样唬人的阵仗，心里不免发虚，先躲在屏风后面与祖无颇小声商议半天才出来迎接。只见他身穿朝服、头戴朝冠、手持朝笏走到前厅，代理知州和衙门里的其他官员则通通头戴着小帻（音同“则”，古代的头巾），跟从在苏轼之后。
在可怕的沉默中，苏轼面对钦差行礼，然后开口说道：“我自知得罪朝廷的地方很多，今天一定会赐死。死固不敢辞，只是想求钦差大人同意我回后堂一会儿，与家人告别。”皇甫遵从牙缝里冷冷地挤出一句话：“还不至于如此！”
随后，皇甫遵出示了文书。原来不是苏轼想象中金黄色的“圣旨”，只是一份由御史大爷们用普通白纸写就的革职逮捕令而已。“拿下犯人，立即上路！”皇甫遵一声吆喝之下，两个凶神恶煞似的大兵立即冲上前去，将苏轼五花大绑，拉着就要走……
这时后堂传来一片哭喊声——苏轼的夫人王闰之带着全家老幼，追赶到前厅来了。豁达的苏轼在这生死离别的关头唯一想到的，是如何安慰自己的家人。他猛然想到宋真宗时，山林隐士杨朴告别老妻的故事：那时有人向朝廷举荐隐士杨朴，说他擅长写诗，于是真宗皇帝在朝堂召见杨朴，令他当场作诗。杨朴推辞说不会，真宗问道：“那你这次进京时，有人写诗送行吗？”杨朴回答道：“只有臣的老妻写了一首七言绝句，‘且休落魄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真宗听了哈哈大笑，知道杨朴无意为官，就下旨放他回家了。
苏轼想到这里，就对王闰之说：“夫人，你就不能像杨朴的老伴那样，写一首诗来送送我吗？”王闰之听了，不觉失声一笑。苏轼也哈哈一笑，然后就势转身，大踏步走出州衙。
州衙外的大街上，万头涌动，人声鼎沸。顷刻之间，苏轼由一位声名赫赫、政绩卓著的地方官员突然变成了镣铐缠身的阶下囚，这让湖州百姓感到了极大的不平！他们眼见敬爱的父母官落难，纷纷失声痛哭，聚集到了州衙外来为苏轼送行。
人群中有不少勇敢者对着钦差大臣大声质问：“堂堂朝廷命官，像鸡犬一样被人随意捆绑着拉走，这样做算怎么回事？他犯了什么罪？”钦差及其随从对百姓不理不睬，押着苏轼，快马加鞭往官道上疾驰而去，以便尽快赶到江边，然后坐船奔赴汴京（今河南开封）复命。
苏轼被押送上京，他的家人也受了不少苦！长子苏迈奉母亲之命陪同父亲入京，皇甫遵却不准他坐船。苏迈只好追着船只在岸上徒步相随。而夫人王闰之则带着家人乘船去河南商丘，投奔苏轼的弟弟苏辙。不料刚离开湖州，御史台的老爷们又下令搜查苏家，并派人马沿途阻截。他们追到宿州（今安徽宿州），将苏家船只团团围住。兵士们奉命冲上船去翻箱倒柜，搜查苏轼所写的文字。夫人气愤不过，便把被大兵们翻弄得乱七八糟的残存文稿全给烧了！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在湖州被逮，八月十八日到达汴京。一到汴京就锒铛入狱，直至十二月二十八日圣谕下发，苏轼被贬往黄州，他在御史台的狱中总共被关押了130多个日夜。“八”与“十”在世俗的眼光中都是吉利和幸福的数字符号，但在苏轼那里却似乎变成了灾难的象征！
被越贬越远
然而，苏轼天生是一个诗人，是一个只要置身于适合他写作的自由环境中，就要挥毫动笔的人。
不信你看，在汴京，他刚刚被放出御史台监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作诗自豪地宣称，以后还要继续写作：“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到黄州之后，苏轼以相对自由之身，同时又受到赤壁风月的感染，写出了传诵千古的文学名篇《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等，文学创作出现了第一个高峰。两篇赋篇幅较长，现在我们仅来读读这首大气磅礴的怀古词吧：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这首词，思想内涵无疑十分丰富，但从其中对周郎“雄姿英发”的称颂，对自己身世遭遇的感叹来看，苏轼无疑仍在对自己人生道路进行反思与回顾。
在“乌台”诗案之后，苏轼的人生可算是跌宕起伏：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奉诏离开黄州，赴汝州（今河南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子不幸夭折。恰巧不久神宗去世，太后执政，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被打压，苏轼终于得还朝中。但他看到获得权力的新兴势力废尽新法，拼命压制“王党”，又忿忿不平地批评，认为两者不过一丘之貉。至此他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只好再次外调。在这之后，北宋朝廷新旧势力几度更迭。但苏轼却是越贬越远，甚至被贬到了海南，最终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死于北归复任途中。
然而，和命运多舛相伴而生的，却是苏轼的文风越见豁达，从在黄州时的感慨、反思，到后来胸襟高旷、挥洒自如。一代文豪，笔下藏万卷，气势浩然。坎坷的人生遭遇使他创作出了堪称经典的文学作品，这是苏轼不幸中之大幸，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大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