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监狱”多次被查
因为地址记得比较牢靠，林永良很快便找到了这所位于丰台区梆子井10号的“黑监狱”。这其实是一家农家四合院，临街门面被浙江一家消防器材公司租赁，老板娘还记得这里曾关押过访民，看着确实可怜，但毕竟是做生意的人，也没有过多去管闲事。
“黑监狱”设在四合院里，用围墙隔绝起来，两层小楼，上下两间大厅，各有5间房子。已经人去楼空，一楼大厅里竖着一面衣帽镜，写着“北京保安”四个字。屋内所有窗户都被木板钉上，并用棉被堵住，黝黑一片，封闭的空间内，空气混浊，散发着霉味。地上散落着访民们撤走时来不及收拾的衣服，和方便面袋。二楼一间房间的窗台上，有两张纸屑，分别写着访民的名字和家乡地址。因为撤得突然，一楼铁门上，还挂着一顶黑色的保安帽，帽檐上别着国徽。
在向住在“黑监狱”的后面的居民打听房东情况时，林永良认出其中一位中年男子正是他被关押时，“黑监狱”的负责人袁主任。
袁主任实际上是一名保安队长，他在为“京都强业保安服务公司工作”。他承认这个大院是去年刚租赁下来，租了五年，“用来做公司保安基地，就是全国各地上访的……说违法也违法，说不违法也不违法。”三个月前，保安基地停掉了，因为被人举报，公司决定不做这项业务了。
跟安元鼎一样，京都强业保安服务公司也隶属于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但势力明显弱于前者，袁队长说，自从被举报后，保安基地便散了，业务停了，他也离开了公司，现在在一家小区当保安。
同样的事，安元鼎也遭遇过，去年10月份，安元鼎曾租赁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小红门村村南的千成雅仓储服务中心中的院落关押访民，最多时，这里曾关押了200-300多人。也因为被人举报，媒体闻讯赶来，便搬走了。
对安元鼎公司的控诉，网上不计其数，63岁的湖南澧县人毛元泽先后向小红门派出所以及朝阳区公安分局举报被安元鼎“黑监狱”关押一事，但至今没任何答复。
也有竞争，但基本被安元鼎垄断
曾给张军开车的一名司机说，“干这行在北京就是靠关系靠钱。”就在上周，他还给张军开车，接送公安局内保局一名处长吃饭。
“现在，也有其他公司在竞争，但是都被我们公司垄断了。”他说。
对于访民们的报警，这位安元鼎的司机表示，即便警察当时去过问，最后也会不了了之。
有多少地方政府如上杭县旧县乡那样与安元鼎签订了业务合同，由于这些难以见光而无从得知，但庞大的地方政府的“市场需求”导致安元鼎之类的保安公司业务成为稀缺，众多证据表明安元鼎的业务触角早已伸向全国各地。安元鼎一名特勤跟记者见面时说：“昨天上午，鄂尔多斯的一个公安局长，还有个集团的办公室主任请吃饭。他们也是为了上访这一块，所以请我们吃饭，昨天两个业务员经理开车去的，说下一步，有什么事给我们打电话。给他们搞定送到当地。”
2009年11月25日的《瞭望》新闻周刊指出，各地政府驻京工作组采取三种方式安置分流上访人员：一是自己租用房屋或宾馆设置临时劝返分流点，由驻京工作组照顾和看护；二是雇用专业保安公司，由保安公司租赁场所和负责看护；三是直接雇用社会闲散人员，由他们提供地点和看护。这些临时劝返分流场所，被上访人员称为“黑监狱”，因为很多人在那里被扣押手机、身份证，被限制人身自由，甚至被虐待和殴打。
“撤掉了驻京办，撤不掉驻京办的需求。……可能不叫驻京办了，叫做保安公司，用来维稳。”7月20日，按照规定，146家地方政府职能部门驻京办和436家县级政府驻京办应在这个时限前全部撤销，但在《驻京资讯》社长李罡看来，这并不妨碍安元鼎们做大生意。
驻京办撤了，公权外包
大限日过后几天，北京市北辰绿色家园，《驻京资讯》社社长李罡坐在电脑前，盯着桌上刚打印出来的网站结构大样，为即将上线的邸讯网做准备。
隔壁会议室嘈杂的声音传来，李罡说，“里面是几个县驻京办的领导，约他们来商量网站的运作。”大限之后，这些官员，都是影子人，该做的事还在做。
李罡观察到，县级驻京办的撤销，使得用来维稳的保安公司浮出水面，被市场化。“我目前了解到，很多城里的接待服务站都是企业行为。我给你接个人，给你劝返，帮你送回去。你给我钱。”
鉴于《驻京资讯》社掌握数目巨多的驻京办信息，一些保安公司找到李罡，寻求合作，或者让介绍业务。就在一小时前，有人找李罡建议说，“开发一套维稳软件，各地方的负面信息只要在网上有苗头，我全部给你监控出来……”
“县级驻京办是各地维稳第一线，被撤销后，保安公司趁机介入，这种做法，等于将公权外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