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燕：
能口服的就不要去输液，这是一个公认的原则。我想可能还是大家一个认识的误区，出现输液反应，这个很常见，病人轻的，可以只是有一些皮疹，注射局部的疼痛。重的话可以出现一个过敏性休克，甚至经常还能有一些死亡病例的报告。
解说：
“输液治疗不等于好得快”，这张一人多高的海报就挂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的分诊台前。但是，无论是前来就诊的患者，还是为患者开药的医生，谁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呢？
在中国，输液为什么会泛滥成灾？危险的背后原因又是什么呢？
主持人：
全民输液时代，像这样的总结还是少一点的好。说到这种过度输液应该是两方，医生还有病人。你觉得在这个事儿当中两方分别承担着什么样的责任？
白岩松 评论员：
先说这种现象。刚才就在咱们播短片的时候，你看外面的导播在耳机里都跟咱们说，他儿子为了输液要排一个小时队。说明输液不是躲的问题，而是求之不得，甚至成了某种待遇。我觉得三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患者。1，患者想快，快点儿好，由于各种各样的压力导致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现在这么着急。2，他觉得这好，别人也打，我为什么不打呢，否则就吃亏了。
主持人：
高级别的待遇。
白岩松：
一个求快，一个求好，而且是对比当中他要这么做。
第二，医生。1，医生第一是“被”，很多患者觉得你要不让我打点滴，你就怠慢了我，你对我不太负责任。2，由于以药养医，吊瓶可能是吃药的10倍价格，那个二三十解决了，这个要二三百，这里有利可图。
第三，我觉得也非常重要，我们也有责任，媒体、社会及整个周边环境，对输液所产生的危害做的宣传和科普太少。
主持人：
岩松已经把过度输液的各种社会原因分析清楚了，我们再听听专业人士的看法，我们来连线公共卫生专家黄建始教授。黄教授，您好。
黄建始 《健康管理》杂志主编：
您好。
字幕提示：电话采访《健康管理》杂志主编黄建始
主持人：
有一个说法，能吃药就不打针，能打针就不输液，这样的说法您同意吗？
黄建始：
这是对的。我们学医的人从开始就学到，能吃药不要打针，能打肌肉针不要打吊针。但是很遗憾，都出现了这样一些问题，这完全是个误导。
主持人：
为什么一个常识被人们忘记了呢？
黄建始：
至少有下面四个原因：
第一，大家健康意识增强了，就像白老师说的，都追求短平快。
第二，信息被误导了。因为主要是现代社会普遍都追求快，但没有认识到快不等于好。
第三，有关职能部门在定价政策上没有尽到责任，无意间促进了输液。
第四，大部分的医院和医生迫于生存的压力和利益的推动，不得不迎合患者不正常的要求。就像我跟一个很著名的专家谈了这个问题，我说打吊针到底好不好？他说当然不好。我说为什么还要打？他说因为我不打它，它要打我，现在我们社会的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主持人：
我知道您也曾经在国外做过医生，也做过医疗方面的官员，也向您求证一个事儿。在美国输液这样的事慎重程度不亚于一个小型的手术，是不是这样，为什么要如此的谨慎？
黄建始：
在国外的确是不输液。比如说，我顺便说一下，我在美国做过卫生官员，但没有做过医生，我太太做过医生。在洛杉矶有很多华人，包括台湾去的华人要求输液都不给输，因为保险公司就把他卡下来了，绝对不能做这个事，这是违反科学的。
主持人：
好，谢谢黄教授，待会儿我们再联系。
岩松，你看，黄教授这个观点跟你是完全一致的。像这种过度的输液，它的风险还在哪些方面存在着？
白岩松：
其实我刚才说到的第三点很重要，大家只是看到了快或者好，没有看到它对你的危害是什么。如果我们能把这种危害更早、更细，经常地说清楚的话，也许很多人就会拒绝它。比如说，如果要从输液角度来说，为什么在医学界提倡的是能吃药就不打针，能打针就不输液。我要再加上一句话，能少输几瓶液就别多输几瓶液。你比如说抗药性的问题，因为2002年的时候我们就做了抗生素滥用。什么叫“抗药性”呢？我相信青霉素最起作用的时候是它刚发明那段时间。
主持人：
是，细菌都没见过它嘛。
白岩松：
打一针细菌全趴下，后来打着打着细菌也在跟你搏斗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强大。可是我们现在在灭蚊子的时候，就开始用大炮打它，已经点滴了、输液了，一下把蚊子给打死了。过两天您身上出现苍蝇的时候，您动大炮已经不管用了，受危害的是你。
第二，打点滴本身也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你比如说抗药性的问题，刚才已经讲到了，60%的不良反应是在输液过程当中出现的，而且我今天看了很多资料，死亡的病例并不少。另外，在最严格操作的情况下，输液也会导致微颗粒进入体内，慢慢地会形成血栓，对你产生的危害接二连三地出现。如果我们一、二、三、四都跟大家去说了的话，大家还会这样选择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