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希望能多一点“不打针爷爷”这样的医生。我们再来听听黄建始教授的观点。黄教授。
黄建始：
您好。
主持人：
有患者说，当医生给我开了单子，让我去输液的时候，我怎么敢不去？有医生说，当患者要求他要输液的时候，我也不敢不让他输。怎么看这样的一种医患关系？
黄建始：
我觉得，这要从大健康观来解决这个问题，至少有三样事情是可以做的：
第一，有关职能部门应该在定价等政策方面，不鼓励输液，而是应该鼓励科学的用药。台湾有一个先例，几年前我曾经到台湾，问了台湾这个事情。台湾的院长告诉我，其实30年前、20年前台湾也是这样子的，后来台湾的医管局就规定，你输液大概就相当于人民币十几块钱，医院没有人愿意去输液了，赚不到钱。现在输液造成的这个空间很大，这是第一条，从供的方面。
第二，需的方面。有关职能部门应该在分配医疗资料的时候，加强健康教育的力度，提高我们国人抗病和管理自己健康的智慧。现在信息已经不够了，要学会怎么利用信息。
第三，我们的医疗部门专业人员，还有社会的其它部门，要整个社会养成一个风气，让我们中国人都能知道聪明地看病，聪明地管理健康，而不是傻乎乎地被误导去干一些南辕北辙的事情。
主持人：
我有一个小的担心，也是一个细节问题，想请您帮忙。我担心有观众朋友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谨慎输液了，正在输液的朋友说，我该怎么办，我是不是要停了？您能不能给一个回应？
黄建始：
应该不停，应该听医生的话，这就是叫聪明地来管理自己的健康，聪明地看病，而不是根据这个一说就这样做，那个一说就那样做，应该尊重医疗人治病的措施。
主持人：
既要遵医嘱，也要有一个自己的判断，谢谢黄教授。
黄教授提到一个概念叫“聪明地看病”，这还有点儿新颖。
白岩松：
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半。它解决了那些在患者的压迫之下，让患者打点滴的医生的情况，这样的话你听医生的话，医生就会心平气和地让你吃药等等。
但是没有解决另一半，出于利益而要让你明明能够吃药，但是变成了打点滴的情况。在美国恐怕是用医疗保险等等这样的约束，让你没法这么做，而我们这个问题其实讨论很久了，我们需要在医院里建立怎样的一种监管系统，对这样一个处方，过度使用的处方，过度治疗的处方形成一种监管。让医生，不愿意给你开药的人，由于患者的进步可以不开了；但是那些想要玩命给你开药的人，出于一种监管不能开了，这个时候我们才接近百分之百地解决问题。
主持人：
其实在医生面前，我们患者是非常乖的，基本上不大会挑战医生的权威。
白岩松：
但是有的时候是要学一点，在我们的身边当一个消费者不说了吗，去菜市场你要带秤，你要带化学试剂等等很多。去医院的时候，你要了解一些常识，比如说你教给我的，小萌教给我们说，三种情况下你可以打点滴，我们可以每个人去比较一下。
第一，吞咽困难，同时也没有办法注射肌肉针，比如说经常容易痉挛或者怎么样，崩针等等，那没办法，或者想其它的办法。
第二，严重的吸收障碍。比如说呕吐、严重腹泻，你没法吃药，需要大量补充营养和体液。
第三，病情危重，发展迅速，药物在体内必须达到非常高浓度的时候才可以起作用。
如果不是这三条，你最好不用采用输液这种方式。我觉得，当你了解一点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可以自己做一下判断。
主持人：
这一比照就觉得，好像很多情况下都不用输液了。
白岩松：
我觉得最后记住一句话挺重要的，2002年的时候我们在做抗生素的滥用，当时在“时空连线”的时候，两做了两期还是三期我忘了。我收获了一句话，医生告诉我们，难道你没有发现，我们正在用过度使用抗生素或者说打点滴的这种方式，让自己变得更弱，而让你的对手病毒变得更强，而我们人类将成为最终的受害者。
主持人：
你刚才说到一个媒体责任的问题，你看2002年就大规模地关注了抗生素滥用，但是到现在思路也还没有根本地解决掉。比如今天我们说输液的问题，也许在现实当中人们也不能很快地就有这种意识，我们应该怎么做？
白岩松：
我觉得作为一个媒体，对于生活中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矿难等等很多的事情，一样，关注一次，你就以为会一劳永逸了吗？不会。关注它，再发生，再关注它，继续发生，慢慢地使人群当中，可能这种明白或者说改变的东西，一点一点在生长。我们也不能过于放大自己的力量。
主持人：
所以我们也不怕当一个唠唠叨叨的人，在某些问题上。
白岩松：
对.
